在读报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在人大附中上高中。记得高二第一节研究性学习课上，杨杰川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南方周末》，还叮嘱我们要认真研读《南方周末》和其他媒体，在独立思考中得出自己的答案。
《南方周末》可以说是我接触深度报道的入口；这份当时3元、现在5元的报纸，总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侧面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给人看。当时我住校，每周五一下课回家， 都会冲到报箱前一把拿出这周的报纸，把它抱上六楼，一读就是一晚上。动辄一两页大开纸的新闻写作，社会新闻的人物关系十分复杂，经济新闻有很多专有名词也很陌生，但这些并不妨碍我饶有趣味地逐字读完。读到一些冒了很大风险才写出的长报道，我还会认真看看记者和实习生的名字，想想他们都采访了哪些人，具体会有怎样的经历。
还记得读雷磊的《那么多的爱，那么少的钱——兰考大火之前的“弃婴王国”》时，我既为袁厉害的收养故事感到心酸，又为被收养的孩子由于条件所限仅能勉强维持生存感到心痛。同时，我也开始思考在对袁厉害截然不同的评价的背后，不同群体的立场与利益取向又究竟是什么。还有柴会群的《什么造就了唐慧》，也令我心情十分复杂；可以说，这样的报道奠定了我分析社会问题的方式：面对一个宏大的政策，首先要做的不是选择一个立场站队，也不是在潜意识里认为某些群体拥有更多的正义，而是在各方信源中倾听相异甚至相反的声音，既保持对个体遭际的同理心，也对争端的复杂性给予充分的辨析与体察。
当然，我最欣赏的还是《南方周末》的评论版。“大参考”里面的知识储备极为丰富，拓宽了我的文学与史学视野；“自由谈”里的几位作者也一直是我积累本上的常客，从他们那里，我学会了如何透过文化视角来解读政治事件，如何规避公共说理的几大误区，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向孩子解释有争议的性别议题。功利一点讲，我后来高考满分作文里的两处案例（一处时评里的安庆火葬改革事件，一处“自由谈”评论里诗人于坚《面向未来，谈谈理想》的阐述），也都是从南周评论版里来的。
很自然地，我萌生了一个愿望——像《南方周末》的记者们一样舟车劳顿，用勇气与智慧揭露事实的真相，一点点地推动社会改革。于是，我大着胆子给南周评论部的蔡军剑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其中问到了媒体对毕业生院校专业的偏好，以及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的情况。蔡老师并没有怠慢当时还在上中学的我，给我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和我聊大学专业与新闻职业的事情，让我对新闻从业者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给我此后高三的学习带来了莫大的鼓舞。
高三时，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第一篇稿件《北京街头的“一字之差”》，讲的是学校附近一块劝阻“中国式过马路”的标语牌上，一个英文单词的疏漏，就导致了整句英文和中文意思“满拧”。通过邮件往复、电话沟通，我更直观地理解了新闻评论的分析方式——具体说来，纸媒评论由于能集中更长的专注阅读时间，可以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多做一些社会学与政治学方向的说理，使得文章在有观点的同时有逻辑有干货；在援引历史上或国外的类似案例时，首先要想清这些案例与原事件发生背景的相同点与不同点，避免掉入立场先行、偷换概念的陷阱。
上北大以后，我又陆续给“自由谈”写了不少专栏稿件，反思过校园“女生节”所忽视的群体，分析过电影与疫苗背后的社会问题，也给北大曹文轩教授提过意见；甚至还因为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稿件使整栋宿舍楼洗手间的设施得到了迅速更新，为维护同学权益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更新之后，我又写道：“想让学校重视服务学生的细节，仅仅靠媒体监督还远不够。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施压，长效的监督公开机制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些写作本身虽然远远谈不上成熟有洞见，但其中的思考与表达让我视自己为一个更具有公共性的人。前不久，我又和高二教我的杨杰川老师见面。他说现在自己依然致力于中学校园的国际理解与公民教育，也在试图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引入“NIE”（News in Education，新闻浸入教育）；《南方周末》正是课堂使用的重要新闻素材之一。看着师弟师妹们用心制作的剪报，我心里很踏实也很欣慰。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新闻记者，但如果一份报纸的存在能把更多年轻人培养成关注社会、懂得反思、愿意负责的新公民，还有多少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事呢？
（作者为北京大学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