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女权先谈女工人 |给孩子讲作文（一）

写在前面：
大家久等了！这一个月，木田君在给孩子们讲在线作文课，同时开了记叙文和议论文两个班，很多原来用于写稿的时间都花在了备课上。从今日起，木田无花开始连载「给孩子讲作文」系列，分享作文课的思路与案例、孩子们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一些不甚成熟的思考，不敢好为人师，惟愿教学相长。今天的系列一，来自议论文班第二讲「关于女权」。
「用女工的例子是否太过沉重？」被问到建议时，借助翻译听完整堂课的韦维尔女士（Melanne Verveer，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问题办公室 / Office of Global Women’s Issues首任大使）说道。
借助作文课组织方与公益机构的联系，课件和录音被传到研讨会场，也被赠给山村学校；我也得以收到来自不同群体的课堂反馈。与韦维尔女士一道在剑桥女权研讨会的教授们认为，整体课程沉重色彩较浓，或许可以更轻松活泼一点；国内山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五六年级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寿司」和「国际组织」，老师需要不时按下暂停键。
而被韦维尔女士认为「太过沉重」的女工例子，是我拿给议论文班高中生们的新闻素材之一，原文出自尖椒部落《工厂残酷地利用她，家庭温柔地蚕食她》。在这个案例中，女工媛媛（化名）16岁辍学来到世界名企代工厂，20岁经父母介绍结婚，23岁生下大女儿，25岁生下小儿子。媛媛每月能挣4000元，然而底薪是最低工资，实际薪水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日夜颠倒地加班换来的；为了不因为擅自走动扣工资，她生怕自己喝水太多，早上起来看到盛有免费米汤的大锅，也只得舔舔干涩的嘴唇。
我告诉同学们，媛媛小时候也听过那句「知识改变命运」，也曾下定决心努力考大学，但她想着父母不容易，「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媛媛结婚后也曾和丈夫决定不要二胎，「一定供女儿读书」，然而「老实善良的婆婆」又为难起来，想着自己「守寡这么多年，只希望闭眼前见见孙子」。
我还告诉同学们，这是一位在中国「非常幸运」的女工人的处境；因为还有很多「媛媛」每年都被拖欠工资，没有基本劳动保障，怀孕后被立即辞退，生完孩子难以返回工厂，何谈续签合同，与此同时还要忍受严重工伤的折磨。
在讲媛媛的故事同时，我还给同学们展示了一张川普女儿伊万卡优雅带娃的照片，介绍了伊万卡发起的「平权」项目「Women Who Work」，以及国内某女媒体人回击直男癌的言论：「市场可没有分辨雌雄的能力，用结果打他的脸，这才是最大的自信。」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这样一种「女权主义」；面对不公平的玻璃天花板，这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打破。
说到这里，我带着同学们复习了第一课讲过的一道作文题：
（2016山东三联考）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有个青年人总是抱怨环境，一位长者对他说：「你想保护自己的脚，穿上一双鞋子比给全世界铺上地毯更容易做到。」
（作文班课件中的一页，与同学们分析可能的切入点）
我提醒同学们，在性别平权讨论中，也要联系到上次作文题中的至少两个切入点：「每一个青年都能买得起鞋子穿么？」「如果青年只是穿了一双鞋子，全世界的地面依然坑洼不平甚至荆棘遍布，他/她即使穿了再贵的鞋子，能保证自己的脚不被刺穿么？」
「伊万卡的女权主义就是『给自己穿一双鞋』的女权主义；我们要的可不光光是那种『穿得起鞋的人』才能有的女权。」
接下来的课堂被分为三个部分：考场上的特稿写作；读新闻争议，找作文素材；善用考场阅读文本。「特稿写作」中，我以上海高考经典题《他们》为例，讲如何描写北五环汽配城拆迁过程中女工与孩子的生活；「新闻争议」中，我带着同学们逐字分析人民日报关于代孕的新闻《生不出二孩真烦恼》，一起看国外代孕总价格（代孕公司总收入），以及代孕母亲能拿到其中多少，而依照美国代孕网站conceiveabilities的公开数据，代孕母亲仅能拿总收入约四分之一，比不上保险和中介拿到的收入之和；「考场阅读」中，《西方的光，东方的影》的作者对比了东西方文艺作品中的女性美，慨叹「留给美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少，我们便由此提问：谁在「想象」谁的美？这是哪一性别、哪一阶层的「想象」？
这堂课上，我们还共同讨论了这样一道作文题：
（2010广东高考）
你我为邻，相互依存。你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邻，无法回避，却可有所选择。请你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感受，以《与你为邻》为标题写一篇文章，自定文体，不少于800字。
身份可以是一种无形的「邻」，由此可以讨论身份政治与社会运动；NGO可以是一种有形的「邻」，由此可以思考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代孕、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也可以是一种「邻」；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邻」与社会平等自由的关系，同样值得分析与反思。
说到写作素材，如果用上星期的专题「关于环境」，我们就可以写邻避运动；如果用这星期的「关于女权」，我们就可以写参加Women’s March 的女生对于穆斯林移工的态度，可以写女工媛媛对工厂与家庭的感受。甚至如果再大胆一点的话，还可以写身体的异化：如果「我」是代孕母亲，「我」和肚子里的「你」是不是也有「邻居」一样的关系？
……
回顾到这里，又想起韦维尔女士的话。也许，我这堂课的确「太过沉重」了——在中国，女工人受到家庭父权与工厂资本的双重压迫，还没算上「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在美国，代孕母亲拿出整个身心一刻不停，十个月之后却要被中介拿走近半劳动所得；而就在高三生的语文考卷上，作者大谈自己比起「西方的光」更爱「东方的影」，感怀「留给美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少，却忽视了，无论是西方《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在阳伞下的微笑，还是东方《雪国》中叶子借车窗映出的一只眼睛，都是男性对女性美的想象；在这种美的想象中，媛媛忍着痛经做工件的深夜、艾玛受尽婚姻欺骗后绊倒的林荫道、叶子走避不及从高处跳下的町中火海，都仿佛变作透明，渐渐消失了。
然而，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讲女权么？我们可以把「妇女」换成「女生」、「女神」和「女王」，在以「独立」为名的消费中享受「被赋权」的愉悦么？只强调庆祝意义，不强调纪念意义，对于任何一个节日来说都是危险的；只看到品牌文案中的平权话语，不看到交叉视角中的阶层处境，对于任何一种平权来说都是可怕的。更何况，议论文班的同学大多已上高中，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北大中文系的贺桂梅老师在自己的性别研究反思中写道：「如果不能显现、揭示出与『女性』相伴随的那一套性别化的『制度』，个人化的中产阶级女性与阶级化的劳工阶级女性便永远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时，如果不是从社会性别制度的角度去理解阶级革命中的性别问题，不从阶级的维度去批判中产阶级化的女性书写主体，那么，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对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便可能是永远分离的。」
同时面对这两个战场的我们，每个人都似广场上的「坦克人」；然而我们绝非两手空空。当无数知识分子都在慨叹新自由主义时代公民社会的消逝时，曾在四国工厂做工人的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这样提醒我们：有一个公民群体，在我们放弃之前绝不会消逝，那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要以宽宏的社会学传统，将他们的私人牵挂变成公共议题；我们努力地转变，凭借的不是压制他们的思考，而是调动他们的生活；起点不是「我们在哪里」，而是「他们在哪里」。当我们能够将教育变成对话——我们与学生的对话、学生与其生活的对话、学生与同侪的对话、直到学生与「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在行动中对话时，我们才能说，每一位教师都是公共社会学家。
全世界的地面依然坑洼不平甚至荆棘遍布；让我们在广场上多放一双鞋，给媛媛、艾玛和叶子，给来不了广场的人，给穿不起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