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岛上有小粉红吗？
前些天，我在爪哇岛小城Bogor的一个社区参加了印尼独立日庆祝活动。
刚到社区小广场，首先看到的就是身着白色衬衫、深红色裤子的孩子们，男孩子们戴着深红色的帽子，女孩子们有的戴着白色头巾，有的没有戴。他们整齐地站成几排，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背诵印尼建国五基（Pancasila）：
- 信仰神道（Ketuhanan yang Maha Esa）
- 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Kemanusiaan yang Adil dan Beradab）
- 印度尼西亚的团结统一（Persa** Indonesia）
- 在代议制和协商的明智思想指导下的民主（Kerakyatan yang Dipimpin oleh Hikmat Kebijaksanaan dalam Permusyawaratan/Perwakilan）
- 为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实现社会正义（Keadilan Sosial bagi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然后一个小男孩上台又读了一段爱国誓言，几个孩子上台领奖，全体合唱了几首爱国歌曲，拍合照时所有人都大喊「Merdeka」（独立）。再然后是独立日游行，这个游行很明显是社区自发的行为，并没有遵循什么政府的特定规范。孩子们、老师们和志愿者们都参与进来，每人（包括我们）都拿到了一面迷你小国旗，围着整个社区绕了一大圈。游行的人不是在走，而是在跑在跳，有的孩子甚至是在随着鼓点扭动身体。大家伙一会儿唱起不同的爱国歌曲，一会儿唱起表达欢乐的韵律歌谣：「Nggak mau pulang, maunya digoyang」（不想回家，就想摇摆）。
游行之后，孩子们纷纷换上自己的凉快衣服，拉上自己的家长们，开始了更为重头的游戏环节：两两一组用头顶住气球，跟着指令做各种舞蹈动作，同时气球还不能掉；十几个人围成一圈一起牵住绳子，将一块布上的水杯平移到几十米开外，同时水还不能洒……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游行和游戏一样，都令人极其兴奋；可以想象，这些兴奋的记忆将很久很久地融入孩子们的脑海中，成为日常思考的一部分——尽管有些孩子的家长需要被当地大学生志愿者劝说，才能坚定信心咬咬牙，一直送他们的孩子上学。
不得不说，在整个爱国游行与庆祝活动的氛围中，我首先发自内心的情感也是这种兴奋。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我心中的家国情怀却在这里找到了关联和共鸣；我感到这里的人们爱国爱得更加热烈而纯粹，不是因为「big brother is watching」，而是因为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家人、当下的生活方式的接纳与认同。
然而，在任何国家的任何语境下，爱国都不可能与意识形态无关。还以Bogor社区的独立日活动来讲，即使是游戏的设计都极有讲究。几乎所有的游戏都需要结组合作完成，其中还有不少是十几人的大组。在这些游戏里，没有个人的胜负，只有集体的成败；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地向孩子们渗透了集体至上的观念。还有开场时孩子们背诵的建国五基第一条「敬仰神道」，意味着作为印尼公民，你必须得有一个被印尼当局承认的宗教信仰（一共五种：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如今孔教也在逐渐被承认）。在有神论的国家，一个坚定的信仰可以成为爱国情感的重要精神基底，这里的人们也的确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注重宗教生活方式的培养。
我住的公寓门口有一座清真寺，也可以说是一座每天清晨四点半唱歌的大闹钟。清真寺的二层是做礼拜的地方，歌声与祷告声也会一日五次地通过寺顶的塔尖，传遍四面八方；而一层则被完全建成了儿童游乐场，里面铺着花花绿绿的地毯，墙上挂着一到十的数字卡片，时常有年幼至两三岁的小孩子在里面追逐嬉戏，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和游戏的尖**。
甚至不仅是游戏中的集体主义与宗教意识——即使是自然景观，在爱国主义的语境下，其被观看的方式也是意识形态化的。奥维·洛夫格伦在《美好生活》中指出，早在十九世纪的瑞典，爱国主义就已经将自然与国家结合；达拉那省的蓝色山峦与葱郁森林，斯康森博物馆的农庄与农场，欣赏的眼睛背后都传达了这样一种企图：「在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瑞典，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对香港「狮子山精神」的解读，同样反映了该地意识形态的变迁：早些年的狮子山象征着刻苦耐劳、努力拼搏，在40%当地青少年支持independence的如今，则象征着追求社会公义的精神。
到印尼之前的一个月，我在北京某周刊的社会新闻部实**，全程跟进了「爱国小粉红」的选题，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杂志上刊发。我们试图勾勒这群爱国青年自己的社会人类学生态，比如职业/学业，生活方式，互联网消费方式，但囿于地域与时间，大多数的采访依然是在线上完成，呈现出的东西依然很难达到全面。
一位很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是正在澳大利亚念国际经济政治博士，研究中东问题外交学的雷希颖。2016年8月以来，团**微博以一日多条精心制作视频帖的方式，直接提出并批判「color revolution」，被很多「小粉红」点赞转发，而雷希颖正是这些视频的制片者。在电话采访中，雷最常说的话就是「没有意义的」——在他看来，国内讨论体制是「一边倒」，是「没有意义的」；愤青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没有意义的」；谈年轻人不爱入党很「片面」，是「没有意义的」；分析「小粉红」追星心态的原因是「有心者」在「挑事」，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媒体「放大」邢台事件的舆情「就是很不负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当他讲到九零后「小粉红」时，会说「他们**的水平比我们强，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比我们更全面，他们比我们对整个国家的认识会更深刻」；当他讲到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时，却会说「互联网所呈现出来的声音其实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声音」，「你永远也不知道谁在炒作这个事件」。当记者请他举出「热点新闻背后水军操作」的真实案例时，他却无能为力，只得反问记者「你自己也是搞媒体的，你也明白你哪些稿子为什么会火」。
当我身处印尼独立日的人潮中，我又想起了这一段采访经历，不禁思考：爪哇岛上有「小粉红」吗？和我们一样面临着灾害预案的不足和官员腐败的不公，这些挥着红白旗的孩子们今后将如何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能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每个人一样，即使试图「客观思考」，也在带着立场，而这些立场可能是从童年的游戏与自然观察中被悄然**得的？当他们面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人，能否不用双重标准去衡量，而是心里明白其他人的立场同样是「有意义的」？
这些问题，更应该先问我们自己。
木田君参加活动的组织叫 Terminal Hujan这是一个专门服务Bogor在地儿童的公益教育团体成立于2011年，每周日上午开展不同的教学拓展活动构建家校联结，确保每一个孩子能完成高质量的教育【阅读原文，打开Terminal Hujan官网】
愿我们都能获得有意义的生活并有勇气保护他人生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