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佳悅姐,是在2014年年末的一場北大馬會講座上。講座結束後,我和她站在教室的前排,聊了一個多小時,從分析講座的優缺點開始,一直談到許許多多的社會議題。那時我還是個“萌新”,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還有很多刻板印象;聽到她平靜堅定、大大方方地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與此同時又發現我們的關切中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不得不說,這給了我非常大的震動。
沒過幾天,佳悅姐祝我期末考試加油,給我發來了三張照片,是她和一些同學為北大後勤工友舉辦元旦聯歡晚會時拍的。工人晚會現場在第二教學樓的地下室,彼時的二教地下還是樸素的洋灰地和水泥牆,沒有變成高貴洋氣卻拒工友於千里之外的“全球大學生創新創業中心”。一個個吹好的彩色氣球掛在裸露的管道上,一張張剪出的鮮紅窗花貼在舞臺背牆上,工友們或擠擠挨挨席地而坐,或站在後排踮起腳尖,或走上舞臺高歌一曲,或攜家帶口熱情鼓掌;露出牙齒笑出來的高興勁兒,隔著螢幕都能噴射出來。
這後來,每每摞好餐盤,向食堂師傅道謝時,每每起個大早,和衛生阿姨問好時,我都會默默想,我們共同生活,彼此需要。而這種彼此需要,應該是一種把人當人看的關係。佳悅姐和北大的工友們就是這樣的關係——多麼正常,又極為罕見;在辛勞與重壓下,在他人的冷漠與不解中,這樣緊密的紐帶與真切的笑容,都來得那麼艱難與珍貴。
那時,我依然尚未認為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愈發願意與這位“馬克思主義”師姐交流。一次,我跟她吐槽Gmail被封鎖的事情,“完全阻斷通路”,“境內訪問量幾乎為零”。她就跟我講了自己小時候在澳大利亞旅行的見聞,那邊人甚至會以為中國連電視機都沒有;還講了CNN播放的北京奧運會宣傳片,裡面的中國還是80年代的樣子。她說,“言論的管控不是某一國家的特產,要看到其中的同質性,只不過側重點不同。”以前我關注言論自由與資訊管制問題,更多是從民主憲政出發,幼稚地以為只要改變了這一部分制度,中國就能真正實現言論自由;而佳悅姐通過這些故事,引導我開始思考言論自由的階級維度。
除此之外,佳悅姐在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的交叉議題上也都有獨到深刻的見解。有一陣,倫敦馬拉松選手琪蘭.甘地成為了新聞,她為了在經期更好地比賽,令經血恣意流出;有人認為藏住經血是基本禮貌,因為經血是骯髒的。佳悅姐寫了這樣的評論,對女性身體污名化進行剖析:“經血弄髒東西是因為它是血液,或者說紅色的東西,而不是因為是‘女人的經血’而有特殊的不潔的意義。換言之,經血包好的意義應該和鼻血包好的意義相同,而不帶偏見。”平時在朋友圈裡,她除了分享自己的醫學專業知識科普,也會分享很多關於勞工與性別平權的文章。“女生節”甚囂塵上時,她揭穿這一節日背後的消費主義與物化女性傾向,把三八婦女節的平權意涵重新拉到台前;性別歧視小品登上春晚時,她和朋友們一道,提醒大家“不能只從男權-女權的敘事結構去批判”,而要看到這是“權男對剩餘大多數公民的文藝暴力”。
再後來,佳悅姐畢業了,我們也沒再見過面。不過,她在朋友圈中默默關注著我交換學年的生活,或許也知道了我的思想在慢慢變化。交換學校的“政治社會學”課程要求做期中論文,我決定要以“馬克思主義刻板印象”為題目。她認真讀完了我擬的調查問卷初稿,幫我增補問卷表述,“可以加一個馬克思主義與女性解放的”,以及可以按照列寧的分法,加上“馬哲、科社和政經相關的”……在佳悅姐的幫助下,我的調查問卷變得更加有血有肉了,還有外國同學跑來和我說,填問卷很有收穫。
和佳悅姐最後一次私聊,是在2017年暑假。她主動問起我交換回國後的近況,說工作後的自己還好,“比上學的時候忙呢”。她給我推來“深約一丈”和“未名之音”這兩個北大校內自媒體的名片,覺得“挺有意思”,問我知不知道它們分別是哪個同學做的。我給她發了自己跟兩位主頁君互動的截圖,告訴她“目前還沒猜出來”,但深約一丈的主頁君肯定在我朋友圈裡,而未名之音的主頁君關注了我的公眾號,轉載過其中的文章。她發來個齜牙的笑臉:“看來現在關注身邊事的同學越來越多了。”
原來畢業多年,佳悅姐也一直關心北大的事情,為學弟學妹們的熱心而開心。
當我讀到YF兄的自白書,看到“女友顧佳悅”和“網上追逃”這幾個鬥大的黑字時,我人在地鐵上,猛地一顫,差點失去平衡。再讀到她就像被“呼嘯的警車、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緝令的密探追捕”,“東躲西藏、找不到一處存身之地”,我內心撕裂般疼痛。
霎時間,關於佳悅姐的回憶全部湧上來;我不住地在腦海裡重播和她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她在講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時,話語中的平靜與堅定。從這樣的平靜與堅定中,我能感到,她有這樣的精神,做出重大選擇也不會太猶豫,認準了正確的事情再困難也會走下去。
所以當我得知她不惜放棄父母與主流社會所期望的職業選擇,先是放棄臨床醫學博士,又因“看過工傷後再也接不上的斷指,頭髮捲入生產線扯下的頭皮”而斷然拒絕醫療保險公司的優厚工作,選擇教育行業時,我一點都不意外,只有深深的欽佩。
然而,真的不會猶豫嗎?
佳悅姐和我一樣,並非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寬裕。她的少年也和我的一樣,拿著北京戶口,住在北京的房子裡,在北京的重點高中上學。我再清楚不過,這樣的成長中有多少種安適下來的可能,有多少種安於浮泛的同情,而不去真真正正和工友們站在一起的可能。
更何況,還有父母毫無保留的愛。
靜夜裡,我和朋友一起走過三角地;朋友也是這般平靜與堅定的人。我對他感慨道:你說佳悅姐與YF兄在他們父母眼裡,會不會反而是“自私”的人,因為讓他們擔驚受怕?
他說,也許是吧,事已至此,對父母的愧疚肯定是有的。
我想起一本講民主運動的書上說,極權體制會用你心裡最美好的東西來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對家人的愛與愧疚。
“但,矛盾至此,還是要為了更多的人。”
得承認,我關注佳悅姐和YF兄等同志們的事情時,也總是帶著自己的選擇與困惑,猶豫與矛盾。比如說職業選擇,家人想讓我進體制內工作,而我明明知道工作中需要宣傳的政策和我真正所想是相當矛盾的,“白天上班宣傳相關政策,晚上下班倒心疼起被它坑的工人農民來”,還是想著先去考試再說,申請之外多一個選項,實在不行就當積攢閱歷。
從佳悅姐他們身上,我終於又看到了自己皮袍下的小,也終於看到了自己想要成為的那個人,還有在成為那樣的人之後所將面臨的命運。
然而,這樣的命運本不應發生,更不應重演。
佳悅姐,我想你;
我們盼你、YF兄和同志們早日擺脫罪名,快快團聚,重回工友們與同學們身邊。
一路上,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與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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