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田君按:
沈阳事件持续升温以来,木田君一直在跟进事件的进展,支持邓同学推动北大信息公开的努力,希望北大反性骚扰机制能够在同学的全面有效参与中建成
今日,木田君收到一位读者朋友的来稿,这位读者朋友详细分析了刚刚公开的北大《关于给予沈阳行政处分的决定》、北大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与北大学工部负责人《就近期学生关心问题答记者问》,既肯定了校方的迅速反应与积极态度,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文件背后,是校方当年处理结果与方式的明显不妥当之处。
从来稿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要求、所奋斗的「信息公开」,绝不仅仅是公开这两份《决定》,发布一份《答记者问》而已。只有如这位读者朋友所说,把「更加详细的会议其他原始文件(如会议记录,谈话笔录,情况汇报等)」都公开,才能充分保障平等知情权、促进公共参与、完善北大反性骚扰机制、增进北大声誉,才能对学生、老师、校方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利。
「今天所取得的结果,还远远不是终点。」

2018年4月8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这一天,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调取了当年北京大学和中文系各自发布的《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这两项文件在网络上公布。同时,会议讨论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表示「学校将推进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
对于会议达成的结果,身边不少同学表示认可学校表达出的做法,希望此次可以切实推动相关机制建立,不要流于形式,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确实使学生充分参与到机制建议稿的完善中来。毫无疑问,对长期关注校园事务的同学们而言,会议结果是一次鼓舞。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短短两日时间,北大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已经初步完成前几天对公众的承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紧张氛围。而这种紧张氛围极有可能是由于今日凌晨校方约谈要求北大信息公开的同学所导致的。
就事论事,作为学生,我们感受到来自母校的诚意,应当认可校方的行动。同时,这并不意味着积极行动起来的同学应当受到谴责;相反,是同学们的行动,推动了学生与校方之间为的良性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校方相关负责人同样如此表态。在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负责人就近期学生关心问题答记者问的报道当中,记者提问道:对一些同学近期就热点话题申请信息公开,您怎么看?
学工部负责人回答:
「我们已关注到同学的相关诉求,并就此与相关部门沟通,学校将依程序受理。我们也将拓宽渠道、畅通机制,主动收集、虚心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大家依法依规的提出相关要求。」
我们暂时仍无法完全忽略这种官样的语言风格带来的客观差异会使得部分学生不愿意理解,认为学校官话太重,敷衍了事。我们也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文件上的话术,而在于彼此的行动。
就这一次事件而言,双方的行动都很迅速。
4月7日晚上,北大某同学在公众号平台上表示,周一上午九点前往校办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随后,校方紧急动员老师约谈当事学生,要求同学删除相关文章,约谈一直持续到凌晨。4月8日早上,校方召开会议。
我们很难去评估该同学作为学生群体的一员,其行为对校方作出信息公开的决定起了多少正面的作用。但我们绝不能说 「倘若他不『惹事』学校也会出结果」。因为学生是校园内的大多数,只有学生进行行动进行政治参与,才能事实上成为学校这一体系内的政治主体,而不是简单的被代表者。正如学工部发言人所说,学校需要听取学生意见,学生表达意见是正当的。
同时结合事件结果,我们可以反思少数人批评指责热心同学「情绪大」「带节奏」的行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仁义之心皆发于体内所感,任何置身事件当中的主体,不能不带有作为人的情绪。情绪不是坏事,相反的是,我们要时刻警惕脑海当中的刻板印象。多年以来的教育,往往将人塑造出对所谓「理性」的宗教般的信仰,不可陷入「庸众」的群氓。然而,这种理性是否代表着真正的独立思考,是否独立思考就代表着不愤怒、不呐喊,却很少有人做出真正的反思。
作为学生,我们看到了校方的态度,但更希望看到校方的行动。
在今天校方公布的1995年的北京大学文件《关于给予沈阳行政处分的决定》中,对高岩与沈阳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高岩去沈阳住处,要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回答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北京大学对沈阳进行处分的原因是「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有关规定」。
而在另一个文件即中文系发布的《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中,对事件的细节进行了补充:「沈阳认识到上述言行的错误,并解释说当时实出无奈,因为他感到高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怕出意外……6月底,沈阳在北大南门外与高岩见面时宣布与高岩终止往来。」
翻译一下沈阳的表述:「高岩主动想做我女朋友,我当时看到高岩实在太喜欢我,又看到高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怕拒绝她后出意外,所以就勉强答应了她。但之后我认识到这种师生关系不合适,因此与高岩分手。之后高岩心里始终放不下我,于是自杀。」 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与高岩的日记、高岩同学的回忆以及高岩父母的回忆严重不符的。在《决定》中,对于性侵等事件细节也完全没有提及。
也是基于这样的表述,中文系做出了以下决定:「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高岩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沈阳又没有及时向组织反映自己与高岩交往以及发现高岩精神状态有问题等情况,以争取组织的帮助,以致酿成严重后果,造成极坏影响,经系主任办公会讨论,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也就是说,对沈阳进行处分的原因是其与高岩在「恋爱」中处理不当,没有及时向组织反映问题,仅此两条而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在这样对于事实的判断下,如果高岩没有自杀,沈阳是否会收到这个不痛不痒的处分。
当时校方这样的处理结果,今日披露出来,学生们当然不会满意。因为学校在调查过程中完全没有深入进行调查,仅仅听取了沈阳的一面之词,对于家属的态度完全置之不理。今天文件公布后高岩父母在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在针对沈阳的处理过程中校方并未与高岩的家人进行任何联系,从未回应过其家人任何的呼声。
既然目前公开出的对沈阳的处理结果与处理方式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们必然要去追问当年对此时进行处理的过程,即中文系所发的文件中提到的「系主任办公会」,在这个会上由谁进行了怎样的讨论,才得出了这样的处理结果。
作为学风素以严谨著称的北京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的招牌中文学系,在执行事务时一定也会根据规章办事。当年的这场会议,一定会有更加详细的会议其他原始文件(如会议记录,谈话笔录,情况汇报等)。只有将这些文件都公开,才能使此事得到更好的解决。前事之鉴,后世之师,沈阳事件的最终解决,一定能让北京大学即将建立的反性骚扰制度得到更好的实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事情正在朝光明的方向发展。但我们明白,今天所取得的结果,还远远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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